我們，都是帶著夢想的移動者
將你的支持化為行動，有錢的出錢，沒錢的出力小額捐款幫我們湊保證金，讓參選人不依賴財團與政黨
選立委要保證金20萬，兩黨候選人選舉經費動輒上億，平民百姓玩不起！
戶名：第8屆立法委員擬參選人龔尤倩政治獻金專戶
銀行：華南商業銀行(008) 西三重分行
帳號：170–20–050753-7
龔尤倩
敢作夢‧肯打拼‧行鬥陣
東三重、五股、蘆洲 選區
人民民主-人民老大參選連線
1969年在新北市出生。輔大心理系博士班。
曾任移民工民間與官方工作者，現任白刷刷黑戶人權行動聯盟發言人。
1969年在新北市出生。輔大心理系博士班。
曾任移民工民間與官方工作者，現任白刷刷黑戶人權行動聯盟發言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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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本文開始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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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們每一個人都是帶著夢想與想望的移動者
從南部到北部、從鄉村到城市、從彼岸到此岸、從彼國到此國……。. 不論先來後到，在這塊土地上，我們為了縈繞心頭的那份想望，移動求生。
十多年來，我投身置入各式各樣的移民/工社群與運動中，負載移民/工的痛苦與笑意。我認為移民/工也是社會主人，不該因為國籍不同而被看不起。投入立法委員選戰，是我此刻決定負起移民/工社運責任的一種方式。
我自己的家庭，就是一個因為歷史張力，而基層人民被迫離散移動下的故事。我的父親是大陸老兵，母親是苗栗客家女，分別來自台灣社會的邊緣社群。他們不顧世俗勇敢牽手，胼手胝足、埋首勞動，寄居當時的大城邊緣－板橋。父親當司機、母親做成衣車手，跟多數的台灣老百姓一樣辛勤養家求生。
我的大學時代正值八、九○年代的解嚴前後，當時台灣社會風起雲湧，我參加了大學社團的下鄉營隊，首次整個人被來勢洶洶的「台灣本土意識」所狠狠震撼與衝擊！那時，不會說「台語」的我，覺得彷彿身上帶有原罪。當時我非常困惑，這麼熱血的自己怎麼與台灣「底層」農村如此格格不入？！
我痛苦的思索，該怎麼認識這個我生存的世界？大學後，我選擇進入基層勞工工會工作，開始一步步去學台語、去理解「底層」。與勞動者聲息相處的七年，給了我社會啟蒙的進階經驗。
走進移民/工社群
接下來，在長達十三年的期間裡，我置身投入、陪伴台灣各式移動者（移工、新移民、沒有合法居留身份的黑戶、還有拿台灣護照卻沒有被當台灣人對待的菲律賓華僑…），處理他們的身份、勞動與各種政策歧視問題。我清楚地經驗他們與親人離散的思鄉苦楚，在台灣社會被剝削勞動的憤怒，這樣的處境和感受是與我長期台灣勞工朋友的遭遇是一模一樣。
我跟很多本地勞工曾經細說分明：我們只有「先來後到」的差別，不管是本、外勞，或者是新、舊住民，都落在同樣的階級處境，而我們共同的命運就是「被有權力者決定」以及「被有權力者刻意分化」。國家機器對族群的刻意區別與對待，分化了彼此的聯繫。
三年的歐陸工讀經驗，使我迅速降為「底層外勞」。我親身經驗在異鄉生活的孤困與被歧視，為了生存在義大利餐廳打黑工謀生；我也在羅馬走上街頭參與義大利的移民運動，並在國際移民組織實習時，見識了國際社會看待移民/工的視野。
當全世界已經有超過2億的移民人口，每35人就有一位移民/工之際，在歐陸的觀察與體驗，使我確認了台灣制度對待移民工的保守性。例如，當年在抵達羅馬六個月後，我即享有投票權，選出外籍人士的羅馬市議員代表；甚至，在歐陸有19個國家已經承認了五年居留以上的外國人「地方政治權」。但至今在台灣的移工受制於我們的國家政策，仍不得長期居留，並被迫與家人長期分離。而我的法國同學對於這樣違反人權的政策覺得不可思議！
移動與政治
2010年，我接觸了一群「黑戶」外籍媽媽，她們都是與國人結婚，但是因為經濟困難與政策阻礙而被迫陷入沒有身分的窘境。他們長年的黑戶處境，讓我深刻感受到台灣政府對待第三世界國家人民的差別歧視。台灣只看政治經濟強權的歐美老外，卻不去看見第三世界的底層老外，這是一種有階級偏差的世界觀。
某天夜裡，一位黑戶老公打電話跟我求援，他那沒有健保的黑戶妻子因突發的心肌梗塞，正在急診室急救。他急苦萬分，我除了安慰竟無力可施。我相信，這是移民/工工作者及所有助人工作者心裡共同的沉與重：我們一方面要小心翼翼避免成為只為社會補破網的社工員；另一方面，面對體制的壓迫，我們同時也在思索：到底還可以怎麼辦？這痛苦讓我更堅定，我們必須要找一條新的路走！
這讓我不得不面對政治這件事情。我們必須成為一股政治勢力，因為如果沒有進行體制與制度上的徹底改革，終究只能靠執政者的略施小惠。
拒絕政治異化：不合理的選制閹割了自主選民
過去，我曾熱心政治，投藍、投綠，也曾投無黨籍候選人。我曾一再期待清新力量可以改變台灣，卻也一再經驗到挫折與失望。現在，我跟多數人一樣，厭煩藍綠的金權政治，以及不擇手段地操弄族群衝突與抹煞階級差異。現在，我更看見不合理的選制，如何讓每個候選人必須花大錢、靠政黨才能參選；選上後，則順從黨意、忽略基層民意。在這種情況下，「普通人參政」根本不可能。
這樣的政治異化發展，污名化了政治這件事，更讓我的朋友們選擇與政治隔絕。於是，一些人帶著「沒希望、假期待」面對台灣選舉；我的中產階級朋友帶著下沉中的安穩，持續政治冷感，躲進專業裡去；年輕人旁觀無奈，台灣持續原地踏步，沒有發展、前途險峻，他們最傷！更別說，沒有政治參與權的移民工，被邊緣對待。我的參選，激發了平凡家人與身邊友人對於政治活動的不耐與厭惡，他們紛紛勸退我；不意外的，我看見選舉制度怎麼閹割了人民對政治的關切，而政治人物仍舊可以天天扒糞、搞利益。沒人能回答我，不更面對政治，那該怎麼辦？
我與移動社群的關係，決定了我的參選。我衷心認為：你、我都是帶著夢想的移動者，帯著夢想，處處移駐，尋找機會。倘若在世界每個落腳處，都能有平等的對待，人人是社會主人，這就是大同世界了。
台灣的民主指標，取決於如何對待移民/工。當我們視他們如同一家人，沒有內外，沒有主從，共同珍惜在這片土地上的生活與打拼。那時，我們就可以理直氣壯地說：台灣民主已然成功！
(本文結束)
從南部到北部、從鄉村到城市、從彼岸到此岸、從彼國到此國……。. 不論先來後到，在這塊土地上，我們為了縈繞心頭的那份想望，移動求生。
十多年來，我投身置入各式各樣的移民/工社群與運動中，負載移民/工的痛苦與笑意。我認為移民/工也是社會主人，不該因為國籍不同而被看不起。投入立法委員選戰，是我此刻決定負起移民/工社運責任的一種方式。
我自己的家庭，就是一個因為歷史張力，而基層人民被迫離散移動下的故事。我的父親是大陸老兵，母親是苗栗客家女，分別來自台灣社會的邊緣社群。他們不顧世俗勇敢牽手，胼手胝足、埋首勞動，寄居當時的大城邊緣－板橋。父親當司機、母親做成衣車手，跟多數的台灣老百姓一樣辛勤養家求生。
我的大學時代正值八、九○年代的解嚴前後，當時台灣社會風起雲湧，我參加了大學社團的下鄉營隊，首次整個人被來勢洶洶的「台灣本土意識」所狠狠震撼與衝擊！那時，不會說「台語」的我，覺得彷彿身上帶有原罪。當時我非常困惑，這麼熱血的自己怎麼與台灣「底層」農村如此格格不入？！
我痛苦的思索，該怎麼認識這個我生存的世界？大學後，我選擇進入基層勞工工會工作，開始一步步去學台語、去理解「底層」。與勞動者聲息相處的七年，給了我社會啟蒙的進階經驗。
走進移民/工社群
接下來，在長達十三年的期間裡，我置身投入、陪伴台灣各式移動者（移工、新移民、沒有合法居留身份的黑戶、還有拿台灣護照卻沒有被當台灣人對待的菲律賓華僑…），處理他們的身份、勞動與各種政策歧視問題。我清楚地經驗他們與親人離散的思鄉苦楚，在台灣社會被剝削勞動的憤怒，這樣的處境和感受是與我長期台灣勞工朋友的遭遇是一模一樣。
我跟很多本地勞工曾經細說分明：我們只有「先來後到」的差別，不管是本、外勞，或者是新、舊住民，都落在同樣的階級處境，而我們共同的命運就是「被有權力者決定」以及「被有權力者刻意分化」。國家機器對族群的刻意區別與對待，分化了彼此的聯繫。
三年的歐陸工讀經驗，使我迅速降為「底層外勞」。我親身經驗在異鄉生活的孤困與被歧視，為了生存在義大利餐廳打黑工謀生；我也在羅馬走上街頭參與義大利的移民運動，並在國際移民組織實習時，見識了國際社會看待移民/工的視野。
當全世界已經有超過2億的移民人口，每35人就有一位移民/工之際，在歐陸的觀察與體驗，使我確認了台灣制度對待移民工的保守性。例如，當年在抵達羅馬六個月後，我即享有投票權，選出外籍人士的羅馬市議員代表；甚至，在歐陸有19個國家已經承認了五年居留以上的外國人「地方政治權」。但至今在台灣的移工受制於我們的國家政策，仍不得長期居留，並被迫與家人長期分離。而我的法國同學對於這樣違反人權的政策覺得不可思議！
移動與政治
2010年，我接觸了一群「黑戶」外籍媽媽，她們都是與國人結婚，但是因為經濟困難與政策阻礙而被迫陷入沒有身分的窘境。他們長年的黑戶處境，讓我深刻感受到台灣政府對待第三世界國家人民的差別歧視。台灣只看政治經濟強權的歐美老外，卻不去看見第三世界的底層老外，這是一種有階級偏差的世界觀。
某天夜裡，一位黑戶老公打電話跟我求援，他那沒有健保的黑戶妻子因突發的心肌梗塞，正在急診室急救。他急苦萬分，我除了安慰竟無力可施。我相信，這是移民/工工作者及所有助人工作者心裡共同的沉與重：我們一方面要小心翼翼避免成為只為社會補破網的社工員；另一方面，面對體制的壓迫，我們同時也在思索：到底還可以怎麼辦？這痛苦讓我更堅定，我們必須要找一條新的路走！
這讓我不得不面對政治這件事情。我們必須成為一股政治勢力，因為如果沒有進行體制與制度上的徹底改革，終究只能靠執政者的略施小惠。
拒絕政治異化：不合理的選制閹割了自主選民
過去，我曾熱心政治，投藍、投綠，也曾投無黨籍候選人。我曾一再期待清新力量可以改變台灣，卻也一再經驗到挫折與失望。現在，我跟多數人一樣，厭煩藍綠的金權政治，以及不擇手段地操弄族群衝突與抹煞階級差異。現在，我更看見不合理的選制，如何讓每個候選人必須花大錢、靠政黨才能參選；選上後，則順從黨意、忽略基層民意。在這種情況下，「普通人參政」根本不可能。
這樣的政治異化發展，污名化了政治這件事，更讓我的朋友們選擇與政治隔絕。於是，一些人帶著「沒希望、假期待」面對台灣選舉；我的中產階級朋友帶著下沉中的安穩，持續政治冷感，躲進專業裡去；年輕人旁觀無奈，台灣持續原地踏步，沒有發展、前途險峻，他們最傷！更別說，沒有政治參與權的移民工，被邊緣對待。我的參選，激發了平凡家人與身邊友人對於政治活動的不耐與厭惡，他們紛紛勸退我；不意外的，我看見選舉制度怎麼閹割了人民對政治的關切，而政治人物仍舊可以天天扒糞、搞利益。沒人能回答我，不更面對政治，那該怎麼辦？
我與移動社群的關係，決定了我的參選。我衷心認為：你、我都是帶著夢想的移動者，帯著夢想，處處移駐，尋找機會。倘若在世界每個落腳處，都能有平等的對待，人人是社會主人，這就是大同世界了。
台灣的民主指標，取決於如何對待移民/工。當我們視他們如同一家人，沒有內外，沒有主從，共同珍惜在這片土地上的生活與打拼。那時，我們就可以理直氣壯地說：台灣民主已然成功！
(本文結束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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選立委要保證金20萬，兩黨候選人選舉經費動輒上億，平民百姓玩不起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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